近日，*行長周小川在《金融研究》期刊撰文，就金融危機中政府救助問題表達其觀點，他指出，應對系統性危機，政府還是應該及時參與救助，但同時也需要防止道德風險。
　　這篇以*行長周小川署名的長篇文章《金融危機中關于救助問題的爭論》中，闡述、總結了當前政府部門救助金融機構思路、存款保險制度改革、金融稅領域的實施原則，以及*干預、對沖外匯占款措施的宏觀效果等問題。
　　政府救助應防止道德風險
　　周小川表示，總體而言過去中國基于一些特殊情況比較傾向于救助。首先因為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了金融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行業，意味著金融業出現了問題就必須救，否則意味著集體的失靈甚至死亡；第二，中國是轉軌經濟，金融機構承擔了政策性、半政策性或者體制性的任務，因為金融機構有問題很難說清楚究竟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，如果不救也是不負責任的；第三，中國改革過程中特別強調社會穩定，如果出了問題不救，容易影響社會穩定。
　　文章指出，救助應從發展的角度看，也要結合金融業改革發展的狀況做進一步考慮，權衡點也應該逐步有所變化。需要在兩者之間進行必要的取舍、協調，取得平衡，盡可能減少道德風險。
　　對于政府參與救助的資金來源問題，周小川認為，一個來源是納稅人的錢，一個是私人部門的救助，而更多情況是采取公共部門和私人分攤的辦法。
　　他認為，從經濟角度而言，為了防范危機以及危機的蔓延，必要時即便用納稅人的錢來進行救助也是應該的，終納稅人的錢還是花在了公共利益上。
　　特別是對于此前一度熱議的存款保險制度的救助形式，周小川認為，存款保險機制實際上是向銀行客戶征收的一種稅。依靠此制度解決類似金融危機的問題，可能需要大幅度增加存款保險的力度費率。
　　但他也指出，即便如此，存款保險制度也只針對稀有存款的金融機構，而現代金融市場主要靠資本市場融資的情況下，非存款類金融機構以及影子銀行的大量出現，使得不能僅依靠存款保險制度，因此，銀行也要借助“自保”和“生前遺囑”的方式，即金融機構事先準備好應對機制。　　
　　中國不存在貨幣“超發”
　　周小川文章指出，為了救助采取一些權宜之計是必要的，至少避免了危機擴散、深化，又減輕了*基礎貨幣擴張帶來的壓力，避免經濟馬上出現通貨膨脹，為經濟復蘇爭取時間。之后也可以逐步“退出”市場，通過出售持有的資產，收縮*資產負債表規模，降低*負債，真正收回過去投放的流動性。
　　對于此前中國*對外匯儲備大幅增長，采取的對沖和基礎貨幣投放，周小川指出，從貨幣投放數量看，每年按照經濟增長對貨幣供應的需求，基本上按照預先設計的、相對穩定的速度投放基礎貨幣，終做到了基本上沒有多印、多投放票子，避免了出現大幅度的通貨膨脹。
　　他也指出，這并不意味著顯示經濟就沒有通貨膨脹了，物價上漲有各種復雜的原因。此外，對沖過程本身也受到了其他各種因素的影響，比如在時機、數量上會受到一些干擾，從而暫時沒有實現100%的對沖。而且，還要考慮經濟增長對貨幣投放增加的需要。因此，也沒有必要100%對沖，平均而言對沖85%~90%左右可能就足夠了。
　　周小川認為，因為對沖操作，*資產負債表的規模確實擴大了，但中國外匯儲備不會無休止地增長，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已經過了，會在今后不斷降低到一個合理的水平。外匯占款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會很好的匹配起來，從而消除因外匯占款而可能導致的*通貨膨脹壓力。
　　對于*參與救助導致資產負債表擴張的過程，周小川文章認為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，一是需要考慮由于救助而投放的過多的流動性，造成的通貨膨脹；二是要著眼于動態*的調整，既要克服危機，推動經濟復蘇，又要考慮消除*通貨膨脹壓力，在未來中*內實現基礎貨幣投放與經濟增長相互匹配，保持總量上的均衡。